當前國際經濟形勢論文
當前國際經濟形勢論文
現在談宏觀經濟,已經不能只單純地觀察國內經濟形勢,還要觀察整個世界的經濟形勢。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當前國際經濟形勢論文，供大家參考。
當前國際經濟形勢論文范文一：試論馬來西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和政策應對
內容“中等收入陷阱”是轉型國家經濟社會發(fā)展所面臨的共同難題，馬來西亞也面臨同樣的壓力和困境。收入分配結構失衡，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缺失，人力資源發(fā)展遲緩，****問題等掣肘馬來西亞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制約馬來西亞經濟增長，也是馬來西亞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關鍵詞：馬來西亞，中等收入陷阱，經濟轉型，論文代寫
馬來西亞是世界上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國家之一。自1977年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以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馬來西亞人均國民收入水平始終未能突破全球高收入水平分界線。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擾下，馬來西亞收入分配結構失衡、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缺失、人力資源發(fā)展遲緩、民主進程緩慢與****等問題凸顯，“中等收入陷阱”日益成為束縛馬來西亞經濟社會發(fā)展的一大瓶頸。為了化解“中等收入陷阱”，2009年以來，以新納吉布為首的新一屆政府采取措施積極，力圖重燃馬來西亞經濟活力，突破經濟發(fā)展瓶頸。
一、馬來西亞面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zhàn)
二戰(zhàn)之后，世界上許多國家經過努力，國民經濟快速發(fā)展，先后從低收入國家行列成功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是由于絕大多數國家在向高收入國家邁進過程中，經濟增長仍然依賴原有的發(fā)展戰(zhàn)略和增長機制，增長陷入停滯狀態(tài)，人均GNI難以突破，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根據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fā)展報告》(2006)，“中等收入陷阱”即一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過程中，既不能重復又難以擺脫以往由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的發(fā)展模式，很容易出現經濟增長停滯和徘徊，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1萬美元。經濟體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現包括：國內收入分配結構失衡，貧富分化嚴重;產業(yè)結構未能成功轉型升級，技術和知識貢獻率很低;金融體系脆弱，抵抗外部市場波動能力差;城市化問題嚴重;民主進程緩慢;****滋長和權利尋租現象橫行。世界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非常少，國際公認成功跨越的國家和地區(qū)僅有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臺灣，而大多數東亞國家和拉美國家至今都被困于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其中，馬來西亞就是東亞地區(qū)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
獨立之后，馬來西亞曾是東亞地區(qū)經濟表現最好的國家之一，馬來西亞經濟發(fā)展甚至要比韓國更早一些。20世紀70年代馬來西亞通過利用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吸引外資和技術發(fā)展勞動密集性產業(yè)，迅速走向工業(yè)化。1977年馬來西亞的人均GNI就已經達到1030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而同期韓國人均GNI為930美元，屬于低收入國家。1995年馬來西亞人均GNI為4010美元，經濟發(fā)展進入中等偏上水平，開始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zhàn)。但由于收入分配結構失衡，金融體系脆弱等因素，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馬來西亞經濟增長緩慢。1998-2010年馬來西亞經濟增長率只有2.07%。21 世紀初馬來西亞進行了經濟結構調整，但只實現了經濟的溫和增長。2000年馬來西亞人均GNI為3420美元，只有同期韓國人均GNI的34.5%。 2010年馬來西亞人均GNI為7760美元，位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仍然徘徊于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而此時已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韓國人均GNI高達 19890美元，遠遠超過馬來西亞。
二、馬來西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從世界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中可以看出，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順利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關鍵在于經濟體經濟發(fā)展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之后，能否成功轉換經濟增長動力機制，順利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馬來西亞現行經濟發(fā)展中，收入分配結構、人力資源發(fā)展和政治體制等方面都對經濟結構轉型升級轉型形成了極大的掣肘，不消除這些掣肘因素，馬來西亞就難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
(一)馬來西亞收入分配結構失衡導致社會有效消費需求不足，致使國內經濟轉型乏力
從世界各國工業(yè)化進程看，一國經濟起飛階段，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拉動，當經濟發(fā)展進入中等偏上收入階段之后，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下降，經濟增長需要尋找新的驅動力，擴大內需成為支持經濟增長新的突破口。因此投資率經歷了先升后降的過程，整個變化過程類似一條馬鞍型曲線，而消費率則經歷了先降后升的演變過程，呈現出倒馬鞍型曲線。比如，1970-1990年，韓國投資率從25.4%上升至37.5%左右，居民消費率從94.6%下降至 75.4%以下，1990-2010年，韓國投資率從37.5%下降到29.2%左右，居民消費率75.4%從上升到83.5%左右。從總體上看，亞洲 “四小”由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的過程中，都伴隨著投資率的下降和消費率的上升。在這個過程中，居民消費率普遍達到70%以上。而 2000-2010年馬來西亞居民消費率僅維持在60%左右，仍未達到亞洲“四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消費率水平。此外，馬來西亞居民消費結構也不盡合理，馬來西亞食品消費支出占居民消費支出的比重高達20%左右，而日韓食品消費支出占居民消費支出的比重僅為13%左右，和日韓消費結構相比，馬來西亞明顯是一個生存型的消費結構。
馬來西亞經濟增長未能成功從投資主導轉向消費主導，很大程度是因為馬來西亞收入分配結構失衡，國民收入增長緩慢，居民間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根據世界銀行的統(tǒng)計，2009年馬來西亞基尼系數為0.462，已經遠遠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是亞洲財富分配最不均衡的國家之一。馬來西亞15%最富有的階層掌握了80%的社會財富，而85%的社會大眾僅僅掌握了20%的社會財富。15%最富有階層人均收入為36784美元，85%的社會大眾人均收入為 1623美元，兩個階層的收入相差22.7倍。2009年仍有2.3%的馬來西亞人生活在每天2美元的貧困線之下，3.8%的人口生活在國家貧困線之下，8.2%的農村人口生活在農村貧困線以下。這種社會分配不公現象容易激發(fā)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是社會不穩(wěn)的根源，威脅馬來西亞經濟平穩(wěn)快速增長。近年來馬來西亞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有向高收入群體傾斜的趨勢，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占總收入比例不斷下降。根據世界銀行統(tǒng)計，2004-2009年馬來西亞20%低收入群體收入占總收入比重由6.5%下降至4.5%，60%中間收入群體收入占總收入比重由48.8%下降至44.0%，而20%高收入群體收入占總收入比重由44.8%上升至51.5%。和高收入者相比，中低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高，中低收入者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費，所以高收入群體收入水平上升所帶來的消費增加不足于彌補中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下降所帶來的消費下降，結果導致馬來西亞的中產階級難以發(fā)展壯大，社會有效消費需求不足，馬來西亞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轉型缺乏驅動力。
(二)人力資源發(fā)展滯后和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不足制約國內產業(yè)結構升級
馬來西亞曾依靠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吸引外國資本和先進技術發(fā)展勞動密集型產業(yè)，從而迅速走向工業(yè)化。隨著馬來西亞經濟發(fā)展，馬來西亞國民收入水平得以提高，勞動力成本也隨之上漲。在與中國、越南等低生產成本國家競爭中，馬來西亞發(fā)展勞動密集型產業(yè)的比較優(yōu)勢逐漸消失，其產業(yè)國際競爭力也隨之下降。由于歐美發(fā)達國家經濟不景氣，對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進口需求持續(xù)下降，馬來西亞勞動密集型企業(yè)發(fā)展越來越困難。面對低成本國家的競爭和歐美國家的需求疲軟，馬來西亞的勞動密集型產業(yè)發(fā)展遇到了空前的挑戰(zhàn)，由此馬來西亞進入了從勞動密集型產業(yè)向以知識技術密集型工業(yè)為主導的產業(yè)結構調整階段。
由于馬來西亞大部分企業(yè)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生產，長期被鎖定于加工制造等全球產業(yè)價值鏈的低端環(huán)節(jié)，在技術研發(fā)和品牌服務等高附加值環(huán)節(jié)缺乏比較優(yōu)勢，使得發(fā)展知識技術密集型行業(yè)和產業(yè)結構轉型升級面臨重重困難。目前馬來西亞產業(yè)結構轉型升級面臨的主要問題有：馬來西亞人才外流現象嚴重，現行教育體制僵化過時，國內高端技術人才嚴重缺失。根據世界銀行的統(tǒng)計，2011年居住和工作在國外的馬來西亞人約為150萬，占馬來西亞總人口的5.3%。這些移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技術工人和專業(yè)人才，因而造成了非常嚴重的人才流失。雖然馬來西亞對教育領域進行了大量投入，但馬來西亞教育體制僵化過時，被馬來西亞企業(yè)界批評教育內容嚴重脫離生產實際，產學脫鉤嚴重，無論從質量上還是數量上都無法為市場提供所需要的技術人才和專業(yè)人員。馬來西亞現有人力資本已經到了極其短缺的地步，2006年馬來西亞每一百萬人中從事研發(fā)活動的研究員和技術員數量分別為372人和44人，遠遠低于日韓研發(fā)人員的比例，同期日本和韓國每一百萬人中從事研發(fā)活動的研究員和技術員數量分別為5416人、584人和4187人、587人。2010年馬來西亞美國電子工業(yè)(MAEI)稱2009年下半年到2010年的第一季度馬來西亞中小型企業(yè)面臨著工程師和技術員嚴重短缺，并且呼吁政府允許繼續(xù)雇傭外籍員工來彌補勞動力的短缺。2010年馬來西亞政府公開承認馬來西亞擁有嚴重的人力資本赤字。另一方面，馬來西亞研發(fā)投入不足，企業(yè)自主創(chuàng)新動力匱乏，研發(fā)能力薄弱。根據世界競爭力年鑒，2009年馬來西亞研發(fā)經費投入(R&D投入)約為11億美元，只占馬來西亞國內生產總值0.64%，遠遠低于其他亞洲新興工業(yè)化國家對RSLD的投入。2009年馬來西亞獲得美國專利和商標局(USPTO)授予的專利數僅為181件，同期新加坡和韓國獲得的專利數分別為493件和 9566件?？梢钥闯觯R來西亞企業(yè)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薄弱，企業(yè)的技術自給率很低。馬來西亞的高新技術多半是由外資和合資公司掌握，而本土企業(yè)維持經營多是依靠資源紅利、人口紅利和政策紅利，而不是依靠技術和研發(fā)水平的提高。高端技術人才缺失和低下的研發(fā)能力嚴重損害了馬來西亞移動產業(yè)價值鏈的動力，嚴重影響了馬來西亞經濟結構升級轉換。
總體來說，馬來西亞如今在低端產業(yè)和初級產品生產加工方面，面臨著中國、越南等低成本國家的競爭，受到了這些新興發(fā)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行業(yè)的低端擠出效應。在高端產業(yè)和高附加值產品生產上，馬來西亞又難以在人力資本、產品質量、技術研發(fā)上和發(fā)達國家競爭。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瓶頸嚴重阻礙了馬來西亞經濟進一步增長，是馬來西亞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的原因。
(三)體制改革滯后和****問題制約馬來西亞經濟增長
戰(zhàn)后馬來西亞的政治進程可以分成三個階段：戰(zhàn)后到新經濟政策實施前(1971年);新經濟政策實施(1971年)到改革運動興起(1999 年);改革運動興起(1999年)至今。戰(zhàn)后到1999年是馬來西亞威權政體的形成階段，1999年改革運動興起標志著馬來西亞威權政治開始面臨轉型壓力。馬來西亞曾通過威權政體實現經濟高速增長，完成國民經濟起飛。但當經濟發(fā)展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之后，馬來西亞仍繼續(xù)沿用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問題、權力尋租、市場行為扭曲現象大量浮現，嚴重阻礙了馬來西亞的經濟發(fā)展。同時，馬來西亞的政治文化深受族群主義和種族文化影響。這種族群主義對馬來西亞經濟增長的消極影響十分明顯，因為這一主義追求自身族群利益，并適時凌駕于其他族群之上，這嚴重破壞馬來西亞的社會民主和社會安定。比如，1971年頒布的新經濟政策就帶有明顯的種族傾向，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原住民優(yōu)先政策。依照新經濟政策規(guī)定，銀行貸款、商業(yè)經營許可和政府工程都要向馬來人傾斜，并且提出了土著、非土著和外國人的經濟比率調整目標。這項政策嚴重打擊了馬來西亞非馬來資本的生產積極性，造成馬來西亞大量私人資本出逃，嚴重影響馬來西亞經濟發(fā)展。由于政府直接參與到微觀經濟運作上，導致馬來西亞出現金錢政治。
由于馬來西亞國內對權力缺乏堅強有效的監(jiān)督機制，馬來西亞權力泛化濫用現象嚴重。****掠奪和破壞馬來西亞的公共財富，使馬來西亞公眾利益直接遭受損失。在國際透明組織公布的2011年全球****印象指數排名中，馬來西亞****印象指數(CPI)為4.3，世界排名第60，這是1995年以來馬來西亞貪污指數排位最差的一次。全球金融誠信組織稱，馬來西亞是除了中東和其他洲的一些石油輸出國之外世界上最****的國家之一。據全球金融誠信組織統(tǒng)計，2000-2009年年間馬來西亞人均外流贓款為5320美元。同時，在馬來西亞權力作為要素流入市場，造成不公平競爭，惡化馬來西亞整體經濟環(huán)境，嚴重妨礙馬來西亞私人資本增長。根據世界銀行統(tǒng)計，2001-2010年間馬來西亞私人部門固定資本形成總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僅為10%左右。其中，2010馬來西亞私人部門固定資本形成總值占GDP的10.3%，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fā)前私人部門投資水平的1/3，也是亞洲私人部門投資最低的國家之一。
(四)馬來西亞工業(yè)化發(fā)展和城市化發(fā)展失衡，城市化問題凸顯
馬來西亞城市人口增長速度已經遠遠超過馬來西亞工業(yè)化和經濟發(fā)展速度，造成馬來西亞過度城市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馬來西亞城市化進入高速發(fā)展階段。1990年，馬來西亞城市人口為906萬，占馬來西亞總人口比重為49.8%。2000年，馬來西亞城市人口為145l萬，占馬來西亞總人口比重為62.0%，城市化水平比1990年提高了12.2個百分點。到了2010年，馬來西亞城市人口高達2051萬，占馬來西亞總人口比重為72.2%，城市化水平比2000年提高了10.2個百分點。亞洲開發(fā)銀行(ADB)預測2030年馬來西亞城市化水平將達到77.6%。過度城市化導致馬來西亞城市化缺乏必要的物質基礎和經濟支撐，馬來西亞城市化過程中就業(yè)問題、社會保障問題、收入問題以及住房問題凸顯。此外，過度城市化會導致城市發(fā)展與工業(yè)發(fā)展爭奪資源，反過來制約了馬來西亞工業(yè)化進程。
三、馬來西亞應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措施
在2020年成為先進國家的共同遠景指導下，馬來西亞采取一系列積極應對措施，試圖為馬來西亞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創(chuàng)造有利的制度條件。
(一)馬來西亞推出經濟、政治與社會轉型方案
為了擺脫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實現經濟結構轉型，2009年以來馬來西亞政府相繼制定新經濟模式方案、政府轉型計劃，提出一個馬來西亞概念，試圖從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社會制度方面消除和清理影響馬來西亞經濟社會結構轉換的因素。
在這一系列改革方案和措施中，最為系統(tǒng)的當屬2010年3月馬來西亞政府推出的新經濟模式方案(NEM)。它集中體現了馬來西亞新一屆政府的基本施政方針和經濟發(fā)展思路，并將成為指導未來10年馬來西亞體制改革和經濟發(fā)展的綱領性文件。NEM的主體框架分為：三大發(fā)展優(yōu)勢、三個階段目標、四種動力和八項戰(zhàn)略改革措施。其中，三個階段目標分別為：2020年人均GDP達到15000美元～20000美元;使所有人充分受益于國家財富增長;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害子孫后代的利益。四種動力分別為：堅定的領導和政治意志力;動員人民群眾形成改革合力;同步政策措施和行動的推動力;在政策執(zhí)行中不斷改進和提高政策的適應力。八項戰(zhàn)略改革措施包括：重振私營部門活力、培養(yǎng)高素質人力資源、提高國內經濟的競爭力、強化公共部門、實施透明和市場友好型的平權政策、知識基礎設施建設、擴大增長源泉和確?？沙掷m(xù)發(fā)展。
2010年1月，馬來西亞政府推出政府轉型計劃(GTP)，GTP的宗旨及目標：公平對待所有族群，各族群權益將受到保護;以民為先，關注人民的需求;通過透明化與責任制，以績效為先。該計劃分為三個階段：2010至2012年、2012年至2015年以及2015至2020年，主要包括了六個關鍵成果領域，即打擊****，減低犯罪，減少貧困，提高教育，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和城市公共交通領域。
2010年9月，馬來西亞政府推出了一個馬來西亞概念，一個馬來西亞的宗旨是維護及鞏固馬來西亞多元種族的團結以面對各種危機及挑戰(zhàn)，這預示著馬來西亞政府將更注重民主和睦、民族團結和消除種族歧視，為新經濟模式方案的實施提供良好的群眾基礎。
(二)重視人力資本發(fā)展，注重培養(yǎng)企業(yè)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和鼓勵技術研發(fā)
2010年，馬來西亞政府在一個馬來西亞概念、政府轉型計劃和新經濟模式的基礎上推出了第十個大馬計劃。第十個大馬計劃所提出的十大理念中，其中有四個理念是需要高質量的人力資本作為支持的。新經濟模式中提出的12個國家重點經濟領域中，七個是高度依賴熟練勞動力的領域，如信息和通信技術、金融服務和電子電器產業(yè)。為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2020年成為高收入國家的宏愿，建立一支受過教育、富有創(chuàng)造性和創(chuàng)新精神的勞動力隊伍已迫在眉睫。馬來西亞政府提出未來將重點提高馬來西亞的勞動力質量。技術教育和職業(yè)培訓將成為提高勞動力質量的重要辦法。為了吸引外國人才和扭轉馬來西亞人才外流現象，2011年1月，馬來西亞“人才公司”成立。該公司將與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合作，共同籌劃全國人才的藍圖，并且負責從學校教育到勞動力培訓的所有人才問題。這一舉措將提高馬來西亞經濟競爭力，幫助馬來西亞向高收入國家轉型。
馬來西亞在科技創(chuàng)新和研發(fā)方面一直未能取得大的進展，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薄弱制約著馬來西亞經濟轉型。政府已經承諾將促進科技創(chuàng)新，鼓勵研發(fā)和促進研發(fā)成果商品化。1992年馬來西亞成立科技發(fā)展公司，科技發(fā)展公司的主要作用是促進馬來西亞國內對新企業(yè)進行投資，并且鼓勵企業(yè)進行技術創(chuàng)新和研發(fā)。 2009年科技發(fā)展公司撥款1.43億馬元給95家企業(yè)，同時用3.50億馬元參股50多家企業(yè)幫助企業(yè)進行研發(fā)創(chuàng)新。另外，馬來西亞通過產業(yè)集群的方式鼓勵技術創(chuàng)新和研發(fā)。2007年開始，馬來西亞將生物技術、信息和通信技術、海洋和空間研究和科學技術服務作為國家自主創(chuàng)新示范。
(三)發(fā)揮私人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逐步放寬對外國資本的限制
近年來，馬來西亞的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入不斷下降，馬來西亞政府開始專注于為私人部門創(chuàng)造一個有利的環(huán)境，發(fā)揮私人資本對馬來西亞經濟轉型的推動作用。馬來西亞納吉布在由馬華公會和戰(zhàn)略分析與政策研究學會合辦的華人經濟大會上說：“私人部門對2020年遠景規(guī)劃的項目和投資是必不可少的，第十個大馬計劃每年6%的增長目標需要大量資金投入來推動，其中大部分資金將來自于一個更加有活力的私營部門。”2001年至2010年間，馬來西亞私人部門固定資本形成總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僅為10%左右，馬來西亞尋求在未來10年實現私人投資翻一番。馬來西亞政府智囊機構宣布政府核準的131個項目所需4440億美元總投資，其中的60%將來自私人公司，32%來自于政府相關公司和8%來自于州。和過去10年政府投資主導社會總投資，私人投資僅占總投資10%左右的情況相比，這將在根本上改變馬來西亞的投資格局。
為了實現經濟社會的轉型升級，馬來西亞近來放寬對外國投資的種種限制。2009年6月，馬來西亞政府宣布不再要求上市公司拿出30%的股權出售給馬來人，但這不適用于戰(zhàn)略性產業(yè)如電信、供水和能源。上市公司仍有必要出售25%的股權給民眾，而其中的一半必須出售給馬來民眾。政府允許股票經紀及單位信托公司外資持股由原來的49%上升至70%，基金管理公司外資持股可達100%。同時，馬來西亞政府收回了馬來西亞外國投資委員會(FIC)的大部分權力。馬來西亞的外國投資委員會曾包攬馬來西亞一切外資相關事務，經常無端對外國資本施加各種限制和阻攔，被外國投資者諷刺為馬來西亞競爭力提升的障礙。為了鼓勵外國投資，馬來西亞政府還制定了一系列外商投資的稅收優(yōu)惠政策，并與40多個國家簽訂了避免雙重征稅協(xié)定，與大部分主要工業(yè)化國家簽訂投資保障協(xié)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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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飛，全毅.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國際比較[J].亞大經濟，2012(1).
當前國際經濟形勢論文范文二：試論人民幣國際化對東亞經濟合作的影響
加速金融自由化改革將有利于減少對中國相關政策的指責，并有利于改善中國和其他經濟體的關系。當然，亦不可操之過急代寫碩士論文。
中國正在推進的人民幣國際化，實際上著眼于區(qū)域，人民幣最終將可能成為中國大陸、中國香港、中國臺灣與東盟10國(以下簡稱“10+新3”)這一區(qū)域的貨幣錨。由于日本、韓國不能加入其中，因此這將使原來的中、日、韓和東盟10國的合作框架(以下簡稱“10+3”)被弱化。與此同時，由于東盟國家追求匯率對美元的穩(wěn)定，將延緩人民幣匯率政策的調整，推遲國際收支失衡的改善，并可能使得中國與歐、美的關系更為緊張。在此過程中，加速金融自由化改革將有利于減少對中國相關政策的指責，并有利于改善中國和其他經濟體的關系。當然，亦不可操之過急。
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將首先是人民幣的區(qū)域化。目前，在缺乏金融基礎設施的情況下，中國開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作為初始階段的目標，中國并不指望人民幣成為全球性的交易媒介，而只是希望人民幣成為區(qū)域內的關鍵貨幣。這個區(qū)域范圍主要是中國香港、中國臺灣以及東盟10國。與人民幣在全世界國際化的要求相比，人民幣區(qū)域化對金融基礎設施的要求相對較低，同時對金融自由化改革的要求也較低。而且，對于加強與這一區(qū)域經濟體的緊密聯(lián)系，中國也有著很強的需要。
但人民幣成為“10+新3”區(qū)域的駐錨貨幣，似乎還是不太讓人信服。這一區(qū)域的經濟體，在發(fā)展程度、金融制度、社會文化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異。事實上，對于印度尼西亞、日本、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中國臺灣、泰國和中國這9個東亞經濟體的經驗研究表明，在面臨供給、需求沖擊的對稱性方面，無論是這9個經濟體，或者是其任何一個子集合，均不滿足組成貨幣聯(lián)盟的條件。而且，中國對地區(qū)外的貿易依賴性很強，其對美國和歐洲的出口占比超過1/3。
盡管如此，中國仍將可能在事實上建立起人民幣區(qū)。這是因為：首先，近年來中國大陸與區(qū)域內其他經濟體的雙邊貿易在迅速上升，其增速遠高于中國對歐美的貿易。其次，中國大陸也已在2010年與東盟啟動了自由貿易區(qū)，同時大陸與臺灣之間也在2010年簽訂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xié)議》(ECFA)。這些協(xié)議的生效將進一步強力推動這一區(qū)域內的貿易增長。最后，中國在這一區(qū)域具有重要的戰(zhàn)略利益，而且也已經在大湄公河次區(qū)域(GMS)合作中成為具有領導權的國家。因此，中國有條件在這一區(qū)域建立起事實上的人民幣區(qū)。
從東盟的角度來看，條件也是具備的。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東盟5國是按照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權重來管理本幣匯率的。由于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的迅速增長，以及這一趨勢的維持，人民幣在這些國家貨幣當中的份額將必然進一步提升。在人民幣對美元和其他主要貨幣匯率維持穩(wěn)定的背景下，人民幣在東盟貨幣參考權重中的提升，也將有利于這些國家的匯率實現持續(xù)穩(wěn)定。即便這些國家并不嚴格實行釘住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由于前述原因，市場預期也將使然，從而使東盟國家貨幣與人民幣的雙邊波幅收窄。對于中國臺灣來說，情況也是類似的。
從日本、韓國的角度來看，情況則不同。“10+新3”的出現，將使原來的“10+3”的作用和影響被弱化。因為，由于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原因，日本、韓國難以將人民幣作為駐錨對象。因此，日、韓將被隔離在“10+新3”之外。從而“10+3”框架下的清邁協(xié)議多邊化 (CMIM)，以及亞洲債券市場倡議(AMBI)也將被弱化。
此外，新的人民幣區(qū)還將可能延緩人民幣匯率的調整，推遲全球失衡的調整，從而使中國與歐美的關系更為緊張。這是因為，在這個駐錨人民幣的區(qū)域當中，東盟成員國會對人民幣和美元之間匯率的穩(wěn)定提出要求，所以中國在人民幣匯率政策上的空間將會進一步縮小。而全球失衡當中最重要的就是東亞與美國的失衡，因此，這將使中美經濟關系更為緊張。不過，金融業(yè)的開放和自由化，將會減少國際對中國匯率政策的指責，從而改善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關系。當然，這方面的事情也不可操之過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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