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左宗棠公私并用的用人藝術
探討左宗棠公私并用的用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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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號樸存，湖南湘陰人，以軍功躋身于晚清封疆大吏之中，歷任浙江巡撫、閩浙總督、陜甘總督、兩江總督，先后兩次入主軍機，成為顯赫一時的人物。左宗棠生于書香門第，生性聰穎，少年大志。大理寺少卿潘祖蔭給咸豐帝的上書中稱“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
毫無疑問，左宗棠是一介書生，但是他通過自己的不斷努力和文治武功，獲得了空前的榮譽和地位，成為晚清政壇舉足輕重的人物，他的用人藝術也為后人所關注。對于人才，他曾言，“天下之亂，由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由于人心不正，此則學術之不講也”.左宗棠用人的最大特點是公與私結合，公中夾私、私中帶公，通過舉薦人才、任用洋人以及用人唯賢，表面上為維護和挽救晚清王朝的統(tǒng)治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私底下也為眾多部下特別是湘軍將士帶來了榮華富貴。
一、選拔人才，公中帶私。
左宗棠早年準備“文以報國”,但是因時局動蕩，三次參加會試不中，從此絕意科舉回鄉(xiāng)等待時機，并在居室題聯自勉：“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太平天國運動興起后，左宗棠抓住了這一難得機遇，創(chuàng)辦楚軍，準備建功立業(yè)。在此過程中，左宗棠十分重視對楚軍人才的提拔，他十分注意選拔湘籍營官中具有“將才”的人。根據 1935 年出版的《曾胡左兵學綱要》記載，左宗棠選拔人才有“九驗”和“九術”.他認為：“官無論大小，總要有愛民之心，總要以民事為急，隨時隨處切實體貼，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久久官民浹洽，如家人父子一般，斯循良之選矣。勤理案牘，操守端謹者，次之。專講應酬，不干正事，沾染官場習氣者，為下。其因循粉飾，痿痹不仁，甚或倚任丁役，專營私利者，則斷不可姑容也。”鑒于老湘軍人才枯竭，左宗棠在公方面向朝廷舉薦了一批優(yōu)秀將才，在私方面非湘人不用，從而培植了一批私人勢力。這些得到左宗棠提拔的將領唯其馬首是瞻，非他命令軍隊就無法調動，從而確立了他的絕對領導地位。
例如，在西征過程中左宗棠大膽起用新疆首任巡撫--年僅 31歲的劉錦棠為前敵總指揮。劉錦棠不負眾望，于1876年8月收復烏魯木齊，11月又收復瑪納斯，并于次年12月收復喀什噶爾，至此，除伊犁外，清軍收復了全部新疆領土，粉碎了英、俄分裂新疆的企圖。在晚清的政局中，左宗棠麾下成長起來的一大批將士，如王德榜、劉驁、劉典、魏光燾等人都為挽救清王朝做出了重要貢獻。
左宗棠通過舉薦人才鞏固自己的勢力，在某種程度上也得到了清廷的默許，因為湘系勢力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衡李鴻章的淮系勢力。這個淮系主導北洋、湘系勢力中的老湘軍主導南洋、楚軍主導西北的局面一直延續(xù)到清朝結束。像陜甘總督一職，從楊昌 到譚鐘麟、陶模再到魏光燾無一不與左宗棠有千絲萬縷的關系，而新疆巡撫從劉錦棠、魏光燾、陶模到饒應祺也都得到過左宗棠極大提攜，這種情況一直延續(xù)到清末，足見左宗棠用人藝術中的公中帶私。
二、任用洋人，私中夾公。
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外出現和好的局面。太平天國的崛起擾亂了清廷的統(tǒng)治，也嚴重威脅了西方列強在長江沿岸的利益，于是他們積極主動幫助清廷鎮(zhèn)壓太平天國運動。清朝統(tǒng)治者雖然極度討厭洋人，但是在權衡再三后，還是決定采用“借師助剿”的政策。對此，左宗棠本人卻并不贊成，擔心這樣控制權會落入洋人手中。早在1860年，他在代曾國藩所擬的《復陳洋人助剿及采米運津折》中就既主張對外國提出此議可“獎其效順之忱”,但又強調“自古外夷之助中國，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彼時操縱失宜，或致別開嫌隙”,并提出先立約以期最后有約可依。對于洋人，左宗棠始終是有戒心的，希望可以用洋人但不被洋人所束縛。洋人助剿的目的僅僅是圖利，于是每次戰(zhàn)爭勝利，他都會給予洋人足夠多的賞賜，許以高官，盡力籠絡他們，但他同時又認為，“若不稍加裁禁，予以限制，則客日強而主日弱，費中土至艱之餉，而貽海疆積弱之憂，人心風俗日就頹靡，終恐非計”.
為改變自己不懂外交的局面，左宗棠開始嘗試辦外交，因為在公方面用洋人可以開辦夷務發(fā)展近代軍事工業(yè)，在私方面也可以塑造自己的形象和發(fā)展實力。但為避免對洋人依賴過重，左宗棠主張有限地使用洋人，且讓這些洋人在清廷的有效領導之下。鑒于清廷之前在雇傭洋人過程中產生的糾紛，左宗棠獨樹一幟，在創(chuàng)辦福州船政局的過程中聘請曾擔任常捷軍首領的日意格及德克碑協(xié)助建廠，但是明確指出船政局使用外國人監(jiān)督和指導造船屬于雇傭性質。左宗棠還親手制定《船政章程》，其中明確要求“飭洋員與洋將要約也”,與洋人共事必立合同，船政局延洋匠至三十余名之多，其中賞罰、進退、辛工路費，非明定規(guī)約無以示信。在一切重大問題上，左宗棠都要求洋人必須向總理船政大臣請示，最后由船政大臣決定。在這種情況下，洋人成了勞動者而不具有管理者的作用，洋匠都只能盡力而為不敢違約。這樣福州船政局的大權一直牢牢握在中國人手中。左宗棠曾經自豪地說：“今船局藝堂既有明效，以中國聰明才力，兼收其長，不越十年，海上氣象以新，鴉片之患可除，國恥足以振矣。”
在選用洋人的問題上，左宗棠私下比較喜歡重用法、德人，而輕視美、英人。匈牙利伯爵塞切尼這樣描寫左宗棠任用洋人的態(tài)度：“為我服務的人中沒有美國人也沒有英國人，我不喜歡這兩個國家。”在當時的社會中，清廷的官吏都認為美國情詞恭順，是一個友好的國家，英國有著世界上先進的技術，是當時西方世界最強大的國家，而左宗棠則老成持重地認為美國人居心叵測，英國人憑其武器精良恣意妄行，且這兩個國家的人狡詐，難以駕馭。從福州船政局創(chuàng)立到蘭州機器織呢局運行，從雇傭日意格、德克碑到后來的石德洛末、?？?，左宗棠對待洋人基本是給予合約，并許以豐厚的報酬，但明確采取雇傭的性質。正是因為左宗棠在任用洋人的問題上采取這種態(tài)度，左宗棠和洋人基本沒有產生過重大糾紛，從而很好地維護了自己的形象，在朝廷的地位也得到極大提高。
三、用人唯賢，公私分明。
左宗棠在用人方面特別強調任人唯賢、公私分明。例如楚軍將領王詩正是左宗棠親家的兒子，但在軍營中從來沒有得到特殊的待遇。而同鄉(xiāng)或者老湘軍來左宗棠處謀差事的，左宗棠除向朝廷上奏建議撥付費用遣散外一律打發(fā)回去。對于草鞋赤腳的按八兩和六兩予以資助，對于穿頂戴花翎的按十六兩和二十兩予以資助遣送，這些費用不少都是出自他個人的薪俸。
左宗棠從來不會將個人的恩怨摻雜到用人的實際過程中。左宗棠與曾國藩同屬一個時代，兩人似乎有瑜亮情結，經常為一些事情發(fā)生激烈爭執(zhí)，政見大都不同。但曾國藩去世后，左宗棠撰寫挽聯：“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欺無負平生。”這副對聯也是左宗棠與曾國藩關系的真實寫照。當然，左宗棠對曾國藩后人的提攜和幫助也是不遺余力的。例如曾國藩次子曾紀鴻在京城病逝后，家庭情況并不是很好，左宗棠聞訊后立即派人送去資費，幫助其付醫(yī)藥棺殮的費用，而曾長子曾紀澤有非凡的外交才能，左宗棠在舉薦人才的過程中也做到了公私分明。
1865年，中亞浩罕國侵略我國新疆，英、俄兩國爭相利用阿古柏勢力企圖把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19世紀70年代初，沙俄趁機出兵蠶食伊犁地區(qū)，名為代管實為占領，中國的邊疆危機開始凸現。1875年，清廷任命已是衰年之軀的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左宗棠為了表示自己收復新疆的決心，“舁梓西行”,最終取得了重大勝利。1878年，清廷派吏部右侍郎、署盛京將軍崇厚出使俄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里瓦幾亞條約》，并且未經請旨匆忙前往黑海畫押，然后經由南洋回京復命。此條約不僅把伊犁以西、以南的重要地區(qū)割讓給了俄國，而且承諾修改兩國邊界、賠款等事宜，而中國得到的僅是一座孤城。由于條約讓步太大，清廷在左宗棠等人建言下將崇厚交部議處，并照會俄國稱條約多有越權之處，難以接受準備重新議定。
在改派何人參與談判的問題上，朝廷內部分歧比較大，左宗棠公私分明，積極舉薦曾國藩的兒子、駐英公使曾紀澤出使俄國，負責改約談判。為支持曾紀澤的談判，左宗棠于1880年在新疆按三路布防，準備在俄國挑起戰(zhàn)爭的時候進取伊犁。由于左宗棠的精心策劃，英、法等國不敢妄加干涉，俄國人始終不敢動用武力，不得不在談判桌上尋求最大利益。最終在曾紀澤“據理相持，剛柔互用，多爭一分，即少受一分之害”的努力下，俄國于1881年2月在圣彼得堡與曾紀澤簽訂中俄《伊犁條約》。條約雖然對俄賠款增至九百萬銀盧布，但卻爭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流域兩岸領土，這段地區(qū)是伊犁的屏障，具有重要的戰(zhàn)略價值。改訂后的新約雖然仍是一個不平等的條約，但在當時中國所處條件下，這種虎口奪食的斗爭在中國外交史上是一次巨大的成功。誠如時任英國駐俄大使德弗楞所言：“中國迫使俄國做了他從來沒有做過的事，那就是吐出了他已經吞進的土地。”1884年，清廷根據左宗棠的建議發(fā)布新疆建省的上諭，新疆行省正式建立。
王闿運曾說過胡林翼“能求人才，而不知人才”,曾國藩“能收人才，而不能用人才”,左宗棠“能訪人才，但不能容人才”.雖然我們無從判斷他們用人藝術的得失，但是左宗棠對人才的使用卻有深刻的見解，“人才未能一律，長短互見本是常情，惟在識其真而用得其當，乃期各奏爾能”.在外敵入侵、民族危難時，左宗棠公中帶私、私中夾公和公私分明的用人藝術值得后人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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