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梅貽琦的故事

時間：2017-04-24 11:46:41 煒基15由分享

　　作為一名偉大的教育家，梅貽琦先生一生投身于清華的教育事業(yè)中，為清華的發(fā)展奠定了堅固的基礎，他的做法影響著一代代的清華人。他能夠在風雨飄搖的政局清華發(fā)展得更加扎實和穩(wěn)定，下面是學習啦小編搜集整理的關(guān)于梅貽琦的故事，希望對你有幫助。

　　關(guān)于梅貽琦的故事:梅與美酒

　　梅貽琦嗜酒，并且在這一點上也堪稱“君子”，以至于被酒友們尊稱為“酒圣”?？脊艑W大師李濟回憶："我看見他喝醉過，但我沒看見他鬧過酒。這一點在我所見過的當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與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這種‘不及亂’的記錄。”

　　曾有一篇紀念他的文章，標題就叫《清華和酒》。“在清華全校師生員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稱第一……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愛的時候，是吃酒的時候，他從來沒有拒絕過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時那種似苦又似喜的面上表情，看到過的人，終身不會忘記。”

　　1947年，抗戰(zhàn)勝利后清華第一次校慶，在體育館擺了酒席，由教職員開始，然后1909級，逐級向校長敬酒。梅貽琦總是老老實實的干杯，足足喝了40多杯。

　　關(guān)于梅貽琦的故事:思鄉(xiāng)家書

　　1909年，清朝外務部首次利用美國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派遣留學生赴美國學習。此后外務部成立了游美肄業(yè)館，在北京西郊的清華園興建校園，作為預備留美學生的預科學校。校園建成以后，外務部又將游美肄業(yè)館改稱為清華學堂，1911年4月29日，清華學堂開學，這就是清華大學建校紀念日的由來。1912年清華學堂改稱為清華學校，1925年清華學校設立了大學部，1928年清華學校又改稱為國立清華大學。為了便于舉辦慶祝活動，清華大學將校慶日定為每年4月的最后一個星期日。

　　1909年6月，清朝外務部考試錄取了首批赴美留學生47人，其中有后來成為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梅貽琦于1909年11月到達美國，因錯過了大學開學時間，被安排在馬薩諸塞州的格羅頓中學插班復讀，至1910年才正式進入馬薩諸塞州的伍斯特理工學院學習。梅貽琦在格羅頓中學復讀期間，于1910年1月26日(星期三)的中午，收到了來自家鄉(xiāng)中國天津的第一封家書，4天以后于1月30日(星期日)的中午書寫了回信。這封回信由梅貽琦二弟梅貽瑞的后人珍藏至今，已經(jīng)有101年的歷史。

　　我的祖母梅貽瑩是梅貽琦的二姐，梅貽琦是我的舅爺爺。我通過梅家親屬讀到了這封梅貽琦寫于101年以前的家書，這封家書是用毛筆書寫于當時流行的“八行信箋”，共有6頁，共計1200余字。

　　梅貽琦在家書起首處問候了父母康健之后，說到了“金仲藩兄現(xiàn)居義思韓樸頓，距此處約四百里，故不得常相見，惟以信通音問，尚不寂寞。”金仲藩，名邦正，安徽黟縣人，少年時在天津嚴修家塾與梅貽琦同學。嚴修家塾后改為私立敬業(yè)中學堂，又發(fā)展為南開中學和南開大學。金仲藩在1909年與梅貽琦一同考取首批赴美留學生，入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森林學，1914年畢業(yè)，獲林學碩士和理學士學位，回國后歷任安徽省立農(nóng)業(yè)學校校長、北京國立農(nóng)業(yè)學校校長等職務，1920年曾任清華學校校長。金仲藩當時所在的“義思韓樸頓”，今寫作“東漢普頓”，與梅貽琦寫信時所在的格羅頓中學同屬美國馬薩諸塞州。

　　梅貽琦在信中寫道：“六弟足下別來四月，思念之情與日俱深。邇來正懷想殷殷，忽于十六午飛來家信，內(nèi)附吾弟手書，環(huán)讀三四周，歡喜莫名。凡吾所欲知者，吾弟皆一一告之，可見弟之愛我切，故思有以慰我也。”梅貽琦是長子，共有兄弟姐妹10人，因與叔伯兄弟姐妹排行，故稱“五哥”。此處提到的“六弟”是梅貽瑞，實際是梅貽琦的二弟。梅貽瑞生于1893年，京師高等師范學校(北京師范大學前身)國文系畢業(yè)，畢生從事中學語文教學，曾在北師大附中任教20余年，1971年逝世于北京，終年78歲。書寫此信時梅貽琦20歲，梅貽瑞16歲。

　　梅貽琦寫道:“運動一節(jié)，兄頗著意練習，惟不敢涉險，望轉(zhuǎn)稟明堂上(指父母)放心可也。”梅貽琦在美國學業(yè)繁忙，他深知惟有具備健康的體魄，才能完成學業(yè)，才能在將來成為有用之才，所以他提倡體育運動，但是又不贊成有危險性的高難度運動，因為學生畢竟不是專業(yè)運動員。后來梅貽琦在1926年出任清華學校教務長時，規(guī)定體育課不及格的學生不得畢業(yè)，奠定了清華大學重視體育的基礎。

　　梅貽琦1909年赴美留學時是清朝宣統(tǒng)元年，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國內(nèi)政局動蕩。梅貽琦關(guān)注國內(nèi)局勢，所以他在信中提出：“報紙，此處皆為西文，于吾國事不詳，故兄欲家中訂閱一份好報，閱畢積數(shù)日或十數(shù)日郵寄兄處，則所費不多而兩有裨益也。”

　　梅貽琦信中提到，赴美啟程之前托人帶回家中的茶葉，是同學邢契莘所贈的家鄉(xiāng)特產(chǎn)。邢契莘是浙江嵊縣人，他的家鄉(xiāng)號稱“茶葉之鄉(xiāng)”。邢契莘于1908年考入保定直隸高等學堂，與梅貽琦同學，1909年與梅貽琦一同留美學習，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造船造艦系學習，1916年獲碩士學位?；貒髿v任大沽造船所工程師、北平航空署機械廳廳長等職務，執(zhí)教于北平農(nóng)業(yè)專門學校及中國大學?？箲?zhàn)勝利后歷任交通部塘沽新港工程局局長、水利部珠江水利工程總局局長等職務。1949年至1950年寓居香港，后去臺灣。

　　梅貽琦在信中念念不忘赴美之前借過三位同學的書籍未及歸還，他詳細囑托二弟梅貽瑞設法找到這些書籍代為歸還。他寫道：“蓋兄所欠人，務欲償還，不然則我以為無心，人疑其有意，茍得之事，兄不屑為。至于人或欠我，不必深追”，所以后來清華大學的師生們一致贊譽梅貽琦校長是品格高尚的謙謙君子。

　　梅貽琦還在信中答復了二弟梅貽瑞對于“赴美留學生為何有兩個人直接進入大學，而其他人被安排在中學，其中是否存在舞弊情事”的詢問。他寫道:“兄等入學事，殆亦難言。此次同來并無貴族，彼二生者，以能與監(jiān)督辯難，監(jiān)督詞窮，故不得已許之。他人則或為心愿，或不敢言，皆唯唯聽命。”梅貽琦1908年于天津南開中學高中畢業(yè)，被保送入保定直隸高等學堂，已經(jīng)是大學生了。他在1909年11月到達美國，因錯過了大學開學時間，被安排先在馬薩諸塞州的格羅頓中學插班復讀，次年才正式進入伍斯特理工學院學習。所以梅貽琦在信中說：“兄則無所可否，多學一年，即多得一年之益，夫何樂而不為。”

　　梅貽琦提到的留學生監(jiān)督是廣東新會縣人容揆，是中國首位赴美留學生容閎之侄。容揆12歲時作為第二批留美幼童成員赴美國留學，19歲高中畢業(yè)時抗拒清朝召回，在美國繼續(xù)求學，1884年畢業(yè)于耶魯大學，1894年與昔日高中的美國同學瑪莉結(jié)婚。容揆在清朝駐美國公使館任職參贊兼留學生監(jiān)督，負責梅貽琦等47名留學生在美國的接待管理和分配學校事宜。梅貽琦說容揆“為人頗剛愎，學生多不喜之。至于舞弊情事，名譽攸關(guān)，慎勿與外人道也”。

　　梅貽琦的二弟梅貽瑞自幼喜愛國學，后來一直從事中學語文教學，曾與兼職教學的魯迅過從甚密。他在來信中勸告梅貽琦在美國不要荒廢漢文。對此梅貽琦答復說：“弟勸吾習漢文，吾亦甚喜之。奈何課忙無暇，有愿莫遂，且作文荒棄愈久，愈難下筆，惟得吾弟一二佳作以讀之，亦可藉以溫習。”

　　其實梅貽琦家學淵源，自幼又在天津大儒嚴修家塾讀過四書五經(jīng)，國學功底深厚。他曾對朋友說：“假如我們之中有誰背誦任何中國經(jīng)典有錯漏，我可以接著背誦任何章節(jié)。”所以，梅貽琦在1931年12月就任清華大學校長時的演講中，引經(jīng)據(jù)典地講道：“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于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xiàn)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段話成為至今仍被教育界津津樂道的名言。

　　關(guān)于梅貽琦的故事:梅的選擇

　　梅貽琦在清華的校史上，有一位校長與北史上“大名鼎鼎”的胡適之校長卒于同年，這就是梅貽琦。梅貽琦自1914年由美國吳士脫大學學成歸國，即到清華擔任教學和教務長等多種職務。1931年，梅貽琦出任清華校長，自此后一直到他在臺灣去世，一直服務于清華，因此被譽為清華的“終身校長”。不過，不要因此就以為清華的校長是好當?shù)模樾吻∏∠喾?，梅出長校長的時候，國內(nèi)情勢風雨飄搖，學C起蕩，尤以北大清華為甚。以清華來說，驅(qū)逐校長的運動可以說是此起彼伏，但是無論什么時候，清華的學生們的口號都是“反對×××，擁護梅校長”。梅貽琦為人重實干，時人稱之為“寡言君子”，有一句話可以作為佐證，他說：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在他的領導下，清華才得以在十年之間從一所頗有名氣但無學術(shù)地位的學校一躍而躋身于國內(nèi)名牌大學之列。

　　與胡適之相比，梅貽琦顯然沒有“暴得大名”的胡博士那么風光，他的一生僅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出長清華并奠定了清華的校格。據(jù)陳岱孫的說法，這主要集中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師資人才的嚴格遴選和延聘，這是“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具體表現(xiàn)，這句話近年來也常為時賢所征引;二是推行一種集體領導的民主制度，具體的體現(xiàn)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會、評議會和校務會議組成的行政體制。不過，歷史自有其可玩味之處，“諸君子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獨有梅貽琦在身后贏得“翕然稱之”、“胥無異詞”。清華校史專家黃延復先生在“比較廣泛的材料收集和研究的過程中，一直抱著‘苛求’的心理”，搜尋人們對梅的“異詞”或“謗語”，但卻迄無所獲。這也證明了“翕然稱之”、“胥無異詞”所言不虛。

　　1948年底，傅作義息兵，共產(chǎn)黨軍政人員開始駐入北平。梅貽琦和當時許多大知識分子一樣，面臨著走還是留的選擇。關(guān)于這一點，許多人的記憶并不相同。據(jù)梅的學生袁隨善回憶，大概是在1955年，梅貽琦和夫人韓詠華路過香港，主動地跟他說起當時離開的情形：“1948年底國民黨給我一個極短的通知，什么都來不及就被架上飛機，飛到南京。當時我舍不得也不想離開清華，我想就是共產(chǎn)黨來，對我也不會有什么，不料這一晃就是幾年，心中總是念念不忘清華。”不過，在別人的筆下，同一情形卻有另一番描述，梅貽琦離校那天，當時也在清華任教的吳澤霖教授在學校門口碰見梅，吳問梅是不是要走，梅說：“我一定走，我的走是為了保護清華的基金。假使我不走，這個基金我就沒有辦法保護起來。”葉公超是清華當時知名的教授，和梅的接觸比較多，他對于梅貽琦的評價，大致是可信的。從梅貽琦的為人來推測，他是不大可能“什么也來不及就被架上飛機”的。

　　梅貽琦的選擇，是基于他對共產(chǎn)黨的一種判斷，梅雖然沒有做過不利于共產(chǎn)黨的事情，甚至可以說，他當時對于學生運DONG中的共產(chǎn)黨學生還曾經(jīng)保護過，但是他那樣做是為了保護學校，從而使學校正常的教學不致受到影響。他不相信馬列主義，也不大贊同當時的共產(chǎn)黨。與諸多當時離開大陸的知識分子相比，梅貽琦的選擇更具有代表性，因為他不存在所謂的人身安全的問題，周恩來和吳晗都曾經(jīng)表示希望梅貽琦留下來，這也代表了當時共產(chǎn)黨的態(tài)度。但是梅貽琦還是遵從了自己的判斷，聯(lián)想到儲安平“自由在國民黨統(tǒng)治下是可大可小，而在共產(chǎn)黨統(tǒng)治下是可有可無”的話，我們可以說梅的判斷和選擇代表了當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于時局的看法。

　　到了1952年，院系調(diào)整開始了，昔日的西南聯(lián)大中的南開由私立改為國立，并且大力擴充，北大所有的院系不但得到了保留，而且還接受了當時頗負盛名的燕京大學，獨獨清華在這次院系調(diào)整中元氣大傷，僅僅保留了工科院系。梅貽琦在清華建立起來的“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也蕩然無存。此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55年，梅貽琦由美飛臺，開始用清華基金會利息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這就是臺灣新竹清華大學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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